“你们是说, 那个窃图者的同伙最终去了鲁国？”
   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刘昀颇有些意外。毕竟在他的第一印象中，沛国的嫌疑最大。鲁国虽然也是豫州境内诸侯王的封地,但它位于豫州最北边的一个小角角,几乎整个领地都被兖州包围。除了最南端有一小部分边线与沛国相邻，可以说，它与豫州的其他地方几乎处于隔绝状态。
    地理位置偏远，加上国土面积狭小, 鲁国在豫州一直存在感不强。
    但既然唯一的线索指向鲁国，那个窃图的工匠自称是被人收买，并不知出钱买图的是谁，刘昀便也只能派人去鲁国查探一番。
    但出于某种说不上来的直觉,刘昀并没有将派去沛国的探子撤回。
    至于偷图的人，自是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。
    在许褚离开陈国的第三天,新上任的豫州牧孔伷向他们寄来一封信。这篇信表面上是在感激陈国派遣工匠帮谯县修筑防御工事，但字里行间晦涩不明,隐隐透着一点示好。
    刘昀相信这样的信不止陈国有，隔壁的梁国，与沛国交壤的鲁国,以及同属于豫州的颍川、汝南，都会收到应季的同款。
    看来,这位新上任的豫州牧，正试着为自己全新的执政生涯开拓良好的人脉基础。
    京城中，和孔伷一样，正处于“新官上任”阶段的董卓,同样在试着拉拢自己的盟友。
    董卓知道朝廷的运转离不开士人。他虽然凭借强悍的西凉军，在万里无一的机遇中脱颖而出,侥幸掌控了朝廷的大权，可他底蕴不够，身边能用之人都是武夫，没有一个能进入政治核心，帮他巩固政权。
    所以他不得不起用士人，可就算他为党锢之祸平反，撤换原来的朝廷班子，起用自己挑选的名士，朝中的绝大部分人仍然对他阳奉阴违，并没有发自真心地尊敬他。
    董卓只以为这些人是嫌他出身低，嫌他外表粗犷，缺乏气度。对此，他心中愤愤不已，甚至说出“我相，贵无上也[1]”这样的话。
    士人们听到他如此自吹自擂，竟然直接说自己的相貌是最高贵无上的，暗中笑了许久，从此对他愈加鄙夷。
    董卓不知道的是，众人对他面服而心不服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出身，更因为他的行事作风——除了霸道至极、妄议废立，董卓还会因为自己的心情而随意杀人。
    曾经有个朝臣在面见他的时候，忘记解剑，被他当场格杀。董卓自己就足够任意妄为，对于他从凉州带来的西凉兵，更是毫无约束，任由他们打家劫舍。
    如此作恶作乱，肆意妄为的土匪作风，自是让人怨声载道，又怎么会得到士人与百姓的尊重？
    董卓却偏偏不晓得这一点，硬要觉得是其他人在和他作对，是其他人不识抬举。
    逃走的两个袁术兄弟更是成了他的心头恨。董卓固执地认为，如果不是这两个家伙不识好歹，不给他颜面，故意和他对着干，其他世家又怎么会不把他放在眼里？
    一气之下，董卓想派人抓捕袁绍袁术兄弟，被周毖、伍琼制止。
    对于有能力，能为他所用的士人，董卓倒是不吝啬予以一些脸面。所以他听从了周、伍二人的劝诫，不仅没有对袁绍袁术兄弟下达追杀的命令，还“以德报怨”，封袁绍为渤海太守，封袁术为后将军。
    只可惜董卓的这一番示好行为，注定白给。
    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各地就先后爆发了声讨董卓的起义。新一年的正月还未结束，各地诸侯纷纷响应征讨董卓的号召，共同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义军的盟主，向董卓立下战书。
    讽刺的是，这些讨伐他的郡守、州牧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董卓任命提拔，理论上算是他的人。包括新上任的豫州牧孔伷，陈留太守张邈，冀州牧韩馥，渤海太守袁绍……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，董卓眼前一黑，气得直跳脚。
    拿了他的好处，还要反过来攻讦他？这些混账真是好得很！
    没有他的提拔，他们哪有资格用州牧、郡守的名义起兵？不过是一群反贼！
    董卓一怒之下，直接让人毒死了被废的少帝，现一任的弘农王刘辩。
    他杀掉了曾向他举荐这些人才的周毖、伍琼，更加放肆地劫掠司隶七郡，将平民杀死作为战功；将富豪杀死，没收他们的财产；将劫掠来的女子分给属下，任由他们辱没。
    最终，一把火烧掉了洛阳，逼迫官员和民众迁都前往长安。
    一路上不知因为践踏和饥饿死了多少人，人间地狱，不过如此。
    即便这段历史，刘昀已经在史书上看过无数遍。可当如此冷冰冰的文字，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情报信上的时候，他的胸膛还是被怒火填满，几欲爆发。
    他并没有参与关东义军的联名，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的行为不适合宗室参与，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——这次关东义军的集结只是走个形式，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。
    联军们心思各异，除了本就半逼半从的韩馥，其他人大多只是喊喊口号，拿腔作调地表个态，等粮食吃完，这支松散的队伍就会散掉，无事发生地离去。
    在所有带兵的领袖中，除了依附袁绍的王匡，真正在这场讨伐中出过力的就只有两个人。
    一个是孙坚，一个是曹操。
    所以尽管因为政治因素，刘昀没有参加这次的联名大会，但他私底下，让人准备了一封信与几十车的粮草，悄悄运入南郡。
    孙坚收到信与粮草，惊讶之色溢于其表。
    自孙坚收到袁术的“劝退信”，他和袁术的关系便陷入冰点。
    孙坚再次用生病的理由搪塞，拒绝退回长沙。
    袁术这一回确定生病只是个借口，孙坚不愿对他言听计从，顿时气得后仰。
    他不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孙坚的难处，只觉得对方投效的心不够真诚。
    他又写了一封信，指责孙坚的口蜜腹剑、三心二意，把孙坚给气笑了。
    孙坚索性连信也不回，就窝在南郡不走。
    对于孙坚的“不合作”，袁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    打，他很可能打不过，而且现在局势未明，贸然发起战争只会削弱自己的实力；骂，孙坚又不鸟他，单方面一个劲地写信显得他很蠢。
    袁术嘴角被气出几个燎泡，狂饮了几杯凉茶，才把火气压下去。
    至此，袁术与孙坚各占一郡，彼此表面上相安无事，背地里小动作不少。
    直到一个多月后，各地吹响征讨董卓的号角，袁术与孙坚才暂时放下成见，各自为义军会盟做准备。
    孙坚这一个多月以来，过得不算太差，但也绝对称不上好。
    南郡的官员因为他逼杀刺史的雷霆手段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但这样的屈服并非真正的臣服，他们并不会发自真心地对待孙氏军队。
    南郡的百姓也对他们多有成见，再加上这两年战祸频发，虫害叠出，南郡的收成并不好。若要在这个时候，为了征讨董卓而调运粮食，只怕会引起官民的不满，让本就收得不稳固的南郡，平添更大的变数。
    就在孙坚心烦意闷的时候，一支神秘的商队带着千石粮草出现。
    哪怕觉得有诈，这千石粮草的意义也不得不让孙坚冒险一次，出面接纳了商队。
    他打开书信，上面却只写了一句话。
    “重死持义而不桡，是士君子之勇也[2] 。”
    孙坚祖上几辈在吴郡做官，虽然官职不显，但也识字知书。
    是以，孙坚一眼就认出这句话出自《荀子》。
    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：重视生死，持守正义，并始终坚持二者，不屈不挠，这便是士、君子的勇气。
    平白无故收到千石粮草，又收到这么一句话，孙坚一时之间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    他询问商队，问他们从何而来，为谁运送，是否把货物送错了地方。
    商队一问三不知，只有“是否送错”这个问题，他们坚决否定。
    “当时雇主给了我们一片木牍，上面写着南郡孙太守——南郡只有您一位孙太守，不可能认错。”
    孙坚又问了雇主的相貌，却只得到平平无奇这四个字的评价。
    想也知道，能轻易拿出千石粮食的绝非寻常人家，那个雇主大概率只是管家、侍从之流。
    问不出有用信息，孙坚又看向那封帛书。
    笔迹清新飘逸，弯钩处力透纸背，颇有几分横扫千军之势。
    孙坚看着这短短的十四个字，努力构想笔迹之主的性情。
    能拥有此等浩然雅正的笔势，这封信的主人必定磊落澄明。
    再琢磨十四个字的含义，孙坚心中一动。
    这句话是《荀子》中的名言，出自“荣辱”篇，全篇围绕荣辱作论。而这句话其实是段中的“半句”，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前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论述——
    “义之所在，不倾于权，不顾其利，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观[2]。”
    所谓的道义，是自己心中的信念，不应该为权势和利益所屈服。
    仿佛在闷热的盛夏被浇了一盆冰水，整整一个月都在和袁术较劲的孙坚蓦然一愣。
    “义之所在……”
    他神色复杂地展开帛书，重新诵读最后几个字。
    “士君子之勇也[2]。”
    他郑重地收起帛书，久久不语。
    ……
    刘昀当然不是什么做好事不留名的大圣人，只是现在还不是他正式接触孙坚的好时候。匿名给孙坚送粮食，一是给孙坚提供后援，让他有余力去打董卓，二是为了给今后做铺垫。